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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6_伤心事与玩笑话
孔子的晚年,很孤独,很伤感。

孔子是在他六十八岁那年(公元前484年)应季康子之召回国的(子贡和冉有很可能起了作用)。但季康子的意思,是只想用他的学生,不想用他。结果,是“鲁终不用孔子,孔子亦不求仕”(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)。他闲居在家,度过了自己最后的时光。

这几年,几乎年年都有伤心事。孔子回国的第二年,他的独生子孔鲤去世,终年五十岁。第四年,他的得意门生颜回去世,终年四十岁。第五年,忠心耿耿又经常挨骂的老学生子路壮烈牺牲,终年六十三岁。爱子既丧,贤契又亡,孔子的心情可想而知。到了第六年,即公元前479年,孔子自己也撒手人寰,终年七十三岁。

七十三,八十四,阎王不请自己去,孔子对自己的死似乎早有预感。据《论语·阳货》,有一天,孔子突然说:我不想说话了(予欲无言)!子贡听说,吓了一跳。他对孔子说:先生不说话了,我们这些做学生的怎么办?我们往下传述什么呀(则小子何述焉)?孔子说:老天爷说了什么呢?老天爷什么都没说,可是四季照样运行,万物照样生长。老天爷说了什么呢(天何言哉?四时行焉,百物生焉。天何言哉)?

孔子说这话,不知是在什么时候,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。但另外两句话,意思就很清楚。这两句话,一句是“甚矣吾衰也!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”(《论语·述而》),还有一句是“凤鸟不至,河不出图,吾已矣夫”(《论语·子罕》)。凤,就是凤凰;图,就是河图。这两样,在古代都是所谓“祥瑞”,也就是“吉祥物”。周公,是孔子心目中的大圣人。孔子这一生,时时刻刻都把周公搁在心里,老梦见他,其实就是想恢复周公创立的礼乐文化和礼乐制度,我们以后还要再说。可是到了孔子的晚年,不但凤凰和河图总也盼不来、看不见(事实上从来就没看见过),就连周公,也不复梦见了。人活着,要有梦。那流行歌曲不也唱“至少我们还有梦”吗?然而晚年的孔子,却连梦都没有了。所以他说,我恐怕是不行了(甚矣吾衰也),我恐怕快完蛋了(吾已矣夫)!

孔子伤心,子路还要添乱。据《论语·子罕》,有一次,孔子病重,子路便自作主张“使门人为臣”。什么叫“使门人为臣”?就是安排同学们组织“治丧委员会”。没想到孔子病又好了。这下可麻烦了。孔子闻讯,大发雷霆,痛骂子路。孔子说,仲由这家伙,从来就不老实。他搞诈骗,已经是由来已久了(久矣哉,由之行诈也)!没想到这回还逼着我搞诈骗(无臣而为有臣)!我骗谁(吾谁欺)?骗老天爷吗(欺天乎)?

这段话有点费解。一般人都会想,子路这事确实做得不靠谱。人还没死,你组织什么“治丧委员会”?但这顶多也就是做事不过脑子,怎么是搞诈骗(行诈)呢?原来,这里面有个弯弯绕。这个弯弯绕,就是“为臣”,即子路组织的那个“治丧委员会”。按照当时的制度,只有诸侯去世,才能“为臣”。后来,礼坏乐崩了,大夫去世,也组织。而且,古代的“为臣”,与现在的“治丧委员会”还不同。现在的“治丧委员会”,是人死了以后才工作。古代的“为臣”,却是人死之前就工作,当着活人的面就操办丧事,比方说换寿衣、整容什么的(请参看杨伯峻先生注),现在某些农村还有这种习俗。这不是咒人死,而是要让人死得风光体面。何况在子路看来,孔子好歹也是做过鲁国大司寇的,也是大夫。别的大夫可以“为臣”,孔子怎么不能享受这个待遇?国家不来组织,那我们就自己来组织,反正不能让先生死得窝囊寒酸。所以,子路“使门人为臣”,其实是一片好心。

问题是孔子的想法不同。孔子认为,“为臣”既然是诸侯之礼,那就不能僭越。别的大夫僭越,是他们的事,我孔丘不能做。我孔丘明明没有资格成立“治丧委员会”,你们还偏偏要搞(无臣而为有臣),这不是“行诈”是什么?这事如果得逞,则自己维护礼法的一世英名,岂非毁于一旦?只怕还会落下“欺世盗名”的恶评。所以孔子怒不可遏,认为子路是“绑架”了自己来搞诈骗,这才赌咒发誓说“吾谁欺,欺天乎”。意思也很清楚:这种勾当,就连人都骗不了,你还想欺天?

至于自己是否死得风光体面,孔子也另有想法。他骂子路说:我难道一定要死在“治丧委员”手里吗?我是宁肯死在学生们身边的(与其死于臣之手也,无宁死于二三子之手乎)!就算我死得并不风光,难道会死在马路边吗(予死于道路乎)?显然,孔子对自己的身份有定位。这个“位”,就是教书匠。教书匠用不着搞什么“治丧委员会”。能够死在学生们身边,有学生追悼怀念自己,就是最大的光荣,干嘛非得享受贵族和官员的待遇?这个观念,可真是让人肃然起敬。就冲这一条,我们也敬重他老人家一辈子。

可惜孔子管得了生前,管不了身后;管得了子路,管不了子贡。孔子去世以后,子贡带头,加上其他学生(宰我、有若等等),众人拾柴,众志成城,大家心往一处想,劲往一处使,齐心协力,还是把他抬上了圣坛。

不过这已是后话,现在还说眼下。从前面这个故事里,我们能看到什么呢?第一,孔子是尊礼之人。他用自己对后事的安排,实践了自己的主张,即“非礼勿视,非礼勿听,非礼勿言,非礼勿动”(《论语·颜渊》)。第二,孔子也是性情中人。他心里想什么,就会表现出什么。一旦发怒,便全然没有什么温良恭俭让。

事实上,孔子也和我们一样,有着普通人和正常人的悲欢离合、喜怒哀乐,而且不乏幽默感。我们读《论语》,看见里面满篇都是格言,常会以为孔子平时也是格言不离口。其实这是误解。孔夫子三十岁开始教学生,差不多一直教到七十三岁。这四十多年光景,得说多少话,岂能句句是格言?那可真成不会说人话的了。《论语》不过是把这四十多年的话,挑了又挑,拣了又拣,最后又集中了起来,可不就成了“格言篓子”?好在《论语》还保留了不少有趣的情节,让我们看到孔子真实的另一面。正是这另一面,让我们看见了真孔子。

他敢哭。孔子哭颜回,可谓感天动地。颜回去世那年,孔子七十一岁,颜回四十岁。白发人送黑发人,孔子哭得昏天黑地。据《论语·先进》,当时孔子痛哭流涕地说:哎呀!这是老天爷要我的命,这是老天爷要我的命呀(噫!天丧予!天丧予)!旁边的人说:先生太悲痛了(子恸矣)!孔子说:真的太悲痛了吗(有恸乎)?我不为这样的人悲痛,又为谁悲痛(非夫人之为恸而谁为)?可是他没有想到,第二年,子路也死了。据《公羊传·哀公十四年》,孔子再一次悲痛欲绝地哭着说:哎呀!这是老天爷要断绝我呀(噫!天祝予)!孔子这时,真是欲哭无泪。

他敢骂。孔子骂宰予,可谓狗血喷头。宰予,字子我,生卒不详,“黄埔二期”的,言语科。据《论语·公冶长》,有一次,宰予大白天睡大觉(宰予昼寝),被孔子发现,结果遭到痛骂。这里有个细节值得注意,就是《论语》一书提到孔门弟子,只要是描述性的,一般都称字,比如颜渊、子路、子贡、子夏、曾皙、冉有。个别的还称子(先生),比如曾子(曾参)、有子(有若)。只有在记录孔子原话时,才称名。因为按照当时的礼节,长辈称呼晚辈、老师称呼学生,每个人称呼自己,都称名。比如孔子对尊者说话,就自称“丘”;对学生说话,就自称“吾”;称呼学生,则一律回、由、赐、商、点、求等等。叫学生而称字,是“非礼”;说自己称字,也是“非礼”。所以我们看一些电视剧,孔子自称孔仲尼,曹操自称曹孟德,真是觉得可笑。孔夫子如果看了这些戏,非给那编剧和导演一耳光不可。

这个规矩是不能不讲究的。因为名为卑,字为尊。这叫“尊卑有序”,是礼。依礼,后辈称呼前辈,平辈相互称呼,都要称字,否则也是“非礼”。但如果是对长辈、老师、君主说话,提到同辈,也只能称名,以示对长辈、老师、君主的尊重。《论语》是后世儒生编的,在陈述句中提到孔子的学生,当然必须称字,包括对宰予。事实上宰予在《论语》中出现五次,四次都是“宰我”,只有这次是“宰予”。为什么呢?恐怕是因为他挨骂。

孔子怎么骂宰予?他说:“朽木不可雕也,粪土之墙不可杇也!于予与何诛?”杇,就是把墙壁抹平。粪土,就是脏东西、污秽物,包括粪便又不限于粪便,也就是垃圾吧!垃圾垒的墙,当然没法粉刷,也不值得粉刷。孔子说宰予是朽木,是粪土之墙,等于骂他是垃圾。何况还有“于予与何诛”。这话翻译过来就是:宰予这家伙,我都不知道骂他什么才好!

宰予被骂作垃圾,孔子还要说“不知道骂他什么才好”,简直就是深恶痛绝了。然而宰予挨骂的原因,却不过是“昼寝”。这就不能只看表面情况,要到孔子后面的话去找原因了。孔子在后面说什么呢?孔子说:过去我对别人,是“听其言而信其行”。现在我要改了,改成“听其言而观其行”。从什么时候改的?就从宰予开始。看来,孔子痛骂宰予,是因为他说话不算话。可能他原本信誓旦旦要奋发图强,结果却来了个“昼寝”,岂非骗子?

当然,事实上宰予并不是骗子。相反,他也是孔子的好学生。后来,子贡搞“造圣运动”,宰予也是出了大力的。据《孟子·公孙丑上》,宰予甚至说“以予观于夫子,贤于尧舜远矣”,意思是尧舜都比不上孔子。好嘛!孔子一顿臭骂,竟骂出个“骨灰级”的忠实信徒。于是我们就很想知道,这是为什么?或者说,孔子为什么会成为他学生心目中的圣人?

原因我想也很多。比方说,在文化上,孔子承前启后,继往开来;在学术上,孔子出类拔萃,总其大成;在道德上,孔子身体力行,以身作则;在教学上,孔子循循善诱,诲人不倦。这些众所周知的原因,我就不说了,何况恐怕根本就说不全。这里只说其中之一,那就是孔子真实坦诚的人格魅力。

孔子真实坦诚吗?是。他甚至不掩饰对某个人或者某些人的憎恶或厌恶。据《论语·子路》,有一次,子贡问孔子怎样才可以叫做“士”。士,原本是当时一个特殊的阶级或阶层(请参看本书第五章第五节),大约相当于现在的“知识分子”(李泽厚先生便如此翻译)。不过在孔子那里,阶级或者等级,是要和“品级”相匹配的。匹配,才叫名副其实。比如“君子”,原本是阶级或者等级(贵族)。但在孔子那里,同时也是品级。因此,一个人,光有君子的身份地位还不行,还必须同时具备君子的品位和修养,才配称为“君子”。子贡的问题也如此。他问“何如斯可谓之士矣”,其实就是问:究竟怎样才配称为“士”。

对此,孔子的回答是:爱惜羽毛,懂得羞耻,出使四方,不辱君命,就可以叫做“士”。子贡问:次一等呢?孔子说:族人称赞他孝顺父母,乡亲称赞他尊敬长老。子贡又问:再次一等呢?孔子说:言必信,行必果。这就是浅薄固执的小人了,不过马马虎虎也可以算作最次一等的。子贡再问:现在那些搞政治的人怎么样?孔子的鄙夷立马溢于言表:“噫!斗筲之人,何足算也!”斗,就是量斗;筲(音稍),就是饭篮。斗筲之人,也就是度量狭小见识短浅的人。所以这话也可以翻译为:哼!那帮家伙,算得了什么!刚才说过,就连那些“言必信,行必果”的“硁硁然小人”,都勉强可以算作最次等的士(亦可以为次矣);而所谓“今之从政者”,却是“何足算也”。可见孔子对当权派的评价,还在小人之下。更值得注意的是,孔子的这种蔑视还要毫不掩饰的表现出来,岂非性情中人?

孔子甚至还干过一些匪夷所思的事。据《论语·阳货》,有一个名叫孺悲的人想见孔子。孔子不见,让门房对他说自己病了。可是,传话的人刚出门,孔子就“取瑟而歌,使之闻之”,也就是又奏瑟又唱歌,还故意让那人听到。这意思就再清楚不过:我没病,好着呢!就是不见你!为什么不见,不清楚,反正是不给面子。

顺便说一句,孔子是很喜欢音乐,也会唱歌的。《论语·述而》说,孔子和别人一起唱歌,如果唱得好(与人歌而善),就一定请那人再唱一遍,自己“而后和之”。和,音贺。这个“而后和之”是什么意思?是唱第二段?还是唱另一声部?我认为是伴唱。比如《好汉歌》,第一句是:大河向东流哇,天上的星星参北斗哇!这是独唱。接下来是:嘿呵嘿呵参北斗哇,水里火里不回头哇!这就是伴唱。所谓“与人歌而善”,按照李零先生的翻译,就是“发现别人唱得好”。和别人一起唱歌,发现别人唱得好,孔子就心甘情愿地做伴唱。大家想想,孔子这人,是不是特可爱?

我们还可以说一件证明孔子可爱的事。孔子有个学生叫言偃。言偃,字子游,“黄埔三期”的,文学科,当过武城的宰。子游做武城宰的时候,孔子曾经去参观或者视察。据《论语·阳货》,孔子一到武城,就听到了“弦歌之声”。孔子就笑了,说“割鸡焉用牛刀”。这意思也很明白:巴掌大的地方,也用得着一本正经办教育,搞礼乐教化?子游说:学生听先生讲过,君子学习礼乐就有爱心,小人学习礼乐就听使唤(君子学道则爱人,小人学道则易使)。孔子马上就改口说:同学们,阿偃的话是对的,我刚才是开玩笑。

孔子真是开玩笑吗?未必。我们知道,武城是鲁国国都曲阜附近一个小邑,大约也就相当于我们现在一个乡。子游在那里推行礼乐教化,多少有点小题大做。所以孔子的“割鸡焉用牛刀”,就至少有点调侃。但这事不能较真。巴掌大的地方,那也是地方呀!礼乐教化既然“放之四海而皆准”,你就不能说小地方用不着。所以,子游一较真,孔子就不好再调侃,只好打哈哈,说“前言戏之耳”。当时的神态,我想一定很好玩。

这就是我在《论语》中读出的孔子。他有血有肉,真情实感,不掩饰,不做作,有时还憨态可掬。我喜欢这样的孔子,不喜欢后来被圣化的孔子。

真实的孔子很孤独。据《论语·宪问》,孔子曾经对子贡说:没有人理解我呀(莫我知也夫)!子贡问:怎么就没人理解先生呢(何为其莫知子也)?孔子说,不抱怨老天,不怪罪别人(不怨天,不尤人),点点滴滴从下面学起,争取达到最高境界(下学而上达)。理解我的,只有老天爷吧(知我者其天乎)!

这段话不好理解。比如“下学而上达”,就各种解释都有。可是谁也不敢说自己的解释就合于孔子本意,我的翻译也一样。“不怨天,不尤人”的本意倒是清楚,但孔子为什么要说这句话,就不清楚了。一种解释是:子贡问孔子,怎么就没有人理解先生呢?孔子回答说,因为我“不怨天,不尤人,下学而上达”,这是只有老天爷才能理解的。另一种解释是:孔子并不正面回答子贡的问题,只是说,尽管没有人理解我,我还是“不怨天,不尤人,下学而上达”。能理解的,只有老天爷吧!第一种解释是“回答”,第二种解释是“回应”。到底是哪一种,就不清楚了。但有一点是清楚的,那就是孔子认为没有人理解他。

实际情况,也大约如此。很多人都不理解孔子,包括他的学生。据《论语·述而》,孔子曾经对他的学生说:你们以为我有什么隐瞒的吗(二三子以我为隐乎)?我没有什么隐瞒的呀(吾无隐乎尔)!我没有一件事情是要瞒着你们,不告诉你们,不让你们知道的(吾无行而不与二三子者)。这就是我,孔丘(是丘也)!

孔子这话是什么时候说的,对谁说的,为什么要说,都不清楚。怎么理解,也众说纷纭。但我读来读去,总觉得里面有文章。我甚至怀疑,是不是有学生表示出对先生的不满,而且这不满还很强烈,孔子才会出来发表这个声明。这可是没有证据的事,姑且存疑吧!但如果当真被学生怀疑,那是很伤心的事情。

不过更让孔子伤心的,恐怕还是他的理想不能实现,主张不能实行。据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,孔子临终前对子贡说:天下失去正道和正义,已经太久了(天下无道久矣)。没有人能够继承我的思想,完成我未竟之事业(莫能宗予)。这话子贡听了,可能不以为然。怎么没有人?我们这些学生,不都是接班人吗?但我以为,孔子说的是真心话,也是实话。他的理想,恐怕直到现在也实现不了。后世尊奉的,都是走了样、变了味的孔子。这可是他老人家左右不了也奈何不得的事。

或许,这就是孔子了。他是文化巨匠,是失意官员,是模范教师,是孤独长者,是性情中人,还是众矢之的。自从孔子创立了儒家学说和儒家学派,他和他的学说、学派,就成了后世必须面对的对象,无法回避的话题,谁都绕不过去。墨家、道家、法家,群起而攻之;儒家自己,则一面继承维护,一面修正发展。但无论是继承和发展,还是反对和修正,其立场、观点和方法,也各不相同。墨家、道家、法家之间,包括儒家内部不同派别之间,也要各抒己见,相互批判。由此,便引发了一场历时三百多年之久的跨世纪大辩论,这就是本书要说的事情──先秦诸子百家争鸣。

先秦诸子百家争鸣时间很长,问题很多,情况很复杂。但简要一点,也可以概括为三场大辩论,或者“三大战役”。第一场是儒墨之争,争论的焦点是“仁爱还是兼爱”;第二场是儒道之争,争论的焦点是“有为还是无为”;第三场是儒法之争,争论的焦点是“德治还是法治”。在后面的章节里,我们就为大家一一道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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